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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陆家墓庐题刻看清末书风今时

发布时间:2019-09-29 13:14:12 阅读: 来源:礼品盒厂家

从“陆家墓庐”题刻看清末书风

在北京西城区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,里面的书法格外引人驻足,其中,民国各个时期的大总统纷纷在此墓庐题书。此地的书法却题刻鲜为人知,它的主人是谁呢?这里俗称“陆家墓庐”,始建于上个世纪20年代,主人是民国政界名流陆徵祥的父母和祖父母。

墓庐坐东南朝西北,装饰极尽奢华。在前室的两壁上镶嵌有各界名流的题刻如:同治时期状元陆润痒题写的汉白玉挽联“道貌严凝中舛咸仰”,“家风宣振先后同符”、蓱旨盛沅所题的横批“世贵名荣”、康有为所题的门联 “至孝能营万家冢”,“阴德预大驷马闾”,横批上书“丰悳寿后”。还有袁世凯、段祺瑞、冯国璋、黎元洪、徐世昌、胡惟德、伍廷芳、吴芨孙等政界名流所题刻石。后室正中有宣统皇帝溥仪题写的“孝思维则”题刻,环壁为朱寿鹏所书墓志。以及4首五言题诗,书者分别是徐世昌、熊戈水、张謇、梁士诒;7首七言题诗,书者分别是孙宝琦和杜蕴宝;3方《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三日,陆徵祥之曾祖父母题记》和张一尘的《题记》,碑下刻有“京师琉璃厂翰茂斋李月亭镌字”等。诸多墨迹,行楷隶篆俱全,堪称墓地书法经典。

清初,顾炎武首倡以金石证经订史,学术影响巨大。雍、乾时期,大量碑刻、墓志、钟鼎纷纷出土,促使考据学、金石学成为一门显学。学者纷纷搜访著录碑刻,书家开始注意和重视汉魏六朝的刻石书法。嘉庆十年,王昶用毕生精力从事石刻工作,编纂了一部金石史上规模空前的石刻资料总集——《金石萃编》,后陆增祥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充而成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,考证辨伪,拓展了碑学研究的领域。

乾隆时期,乾隆皇帝喜爱赵孟頫行楷,因此空前宏伟的集帖《三希堂法帖》刻成,这一时期大量碑刻、墓志、钟鼎纷纷出土,促使考据学、金石学成为一门显学。随着古代的吉书、贞石、碑版大量出土,碑学由此而兴起。当时的集大成者刘墉和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,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坛创作的经验,咸丰以后碑学尤为昌盛,宗法北碑者尤多,一时名家辈出,前后有康有为、何绍基、赵之谦、吴昌硕等大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,并一直影响到当代。纵观清代260多年,书法创作由继承到变革,再到创新,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齐驱,各种字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。康有为首用“碑学”、“帖学”的概念,突出了碑学的独立意义,有重要的学术价植。

我国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曾说道:“魏、晋以后,中国人的书法,成为中国人最标准的艺术。书法的受人重视,超乎其他一切艺术之上。其实中国书法也只是一种运用线条来表出意象和事象的艺术,就其内在的理论上,不仅与图画同一精神,实可说与中国创造文字之匠心亦是同一精神的。我们还可以说,中国文字和文学,亦走在同一路径上。它们同样想用简单的代表出繁复,用空灵的象征出具体。”清代的书家从书法上及形式上比前代更趋丰富,也更讲究艺术性。

清代后期碑派有三家最引人注目,他们是赵之谦、吴昌硕、康有为。代表了碑学高潮期的最高水平。康有为的书法早年从《乐毅论》、《九成宫》入门,善临唐碑。后改临《石门铭》、《经石峪》、《云峰山刻石》。传承了包世臣“中实”、“气满”的创作观,起笔无尖锋,饱蘸浓墨,行笔中见飞白,收笔、提按单一,多圆笔,少方笔,显圆转之态,不计较于点画,纯以开张气势胜。他的学生梁启超继承了“康派”这一书风,较之近代的刘海粟、徐悲鸿等都学“康派书风”后自成一家。康有为首次用“碑学”、“帖学”的概念,并著有《广艺舟双楫》,对碑派书法做了理论性总结。至清朝末期,学者纷纷搜访著录碑刻,当时曾有“帖学渐废,草书则既灭绝”等极端的理论。这一时期,刻石和遗迹也成为书家们的临摹典范,书法渐趋多元化。

清代前期,私人收藏风气兴盛。著名收藏家藏品丰富,并有著录和研究著作,为了解古代名帖提供了条件。清代前期至中期的帖学主要集中于文人书家之中,乾隆中期开始,一些书家转而上溯到唐宋名家,形成个人书风。王羲之的书法,对后世文人流派书法影响最大的是行书。这些石刻中,属于碑派的有两家,他们是吴笈孙书的遗型远裕和刘符诚书的道范常存。其他各家都属于帖派。而朱文柄所题偏于行书,整体看去,书法浑厚,有颜体雄强的气息,用笔映带呼应出自二王一脉。没有北碑“斜画紧接”、“平画宽接”的痕迹。

行书是最普遍流行的一种字体,即使以篆、隶、正、草擅名的书家,也几乎没有一个不能写好行书的。行楷书、行草书,成为一种最流行的书体形式。民国书家取法多从唐代,从书学上来说,乘碑学余风,但是更多的是寻求碑帖融合的道路。民国政界要员书法皆自成一家,书法风格本身随意性很强,从以上石刻来看,大多数碑文是回归二王笔意以及取法唐人。刻石的度从整体上看基本类似,在隶书刻石中,陈恩厚所题“克昌厥后”比较不错。在行书刻石中,以冯国璋为代表,在楷书刻石中,以徐世襄为代表。

中唐颜真卿以比较雄深圆厚的笔法来写正书,柳公权继起。略变颜体,有较为瘦硬的形式,后世以颜、柳并称,成为渐渐离开王羲之旧传统的新体正书。以上那些正书,大都有方正平直的特点,和魏、晋时代的风格不同,对以后的书苑影响很大。中唐以来,正书一般都改称为楷书了。从黎元洪所书“潜德幽光”四字,足以看出他有深厚的颜字功底。徐世昌所书“宅幽育德”则临习于“二王”行书。袁世凯所书 “君室静安”,在楷书上多有魏碑之风。段祺瑞所书“万世之宁”四字可以看出他书法学习唐楷,传习颜柳之妙。

唐初四家之一的褚遂良书法融欧阳询、虞世南为一,方圆兼备,波势自然,结体较方,比欧、虞舒展,用笔强调虚实变化,节奏感较强。冯国璋所书“行为世则”四字,可以看出其书法亦学习唐楷,沉厚多韵,典雅秀劲,笔意取法于颜真卿、褚遂良。胡惟德书法则以篆隶为主。徐世襄书法各体皆善,篆隶楷行无所不精。严鹤龄楷书所题的“名流息壤”,直接取法“颜体”,笔画浑厚,结构典雅,章法肃穆,有庙堂之气,得颜真卿之衣钵。可以看出,民国时期碑派尚有余威,但是,已经打破了康氏卑唐的论调,重新审视和师法唐碑之风在民国已悄然开始。

总之,陆家墓庐的石刻中,书学也渐渐走向融合之路,行楷书是这种融合的主要书体,风格有了新的拓展,这一时期的书坛上别具一格,直至影响到近代。同时,反映了近代书法之风趋于一种多元气象。这些石刻正是反映了民国书法对于碑派的反思和对于帖学的回归。

可以说,民国书风既是一种融合,也是一种回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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